2014年9月1日星期一

鄧小平點評朱镕基:隻能當一把手 不能當二把手



鄧小平點評朱镕基:隻能當一把手 不能當二把手


















鄧小平點評朱镕基:隻能當一把手 不能當二把手






1991 年 2 月 14 日,鄧小平和國傢主席楊尚昆(右二)向上海黨、政、軍負責人祝賀新年,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朱镕基陪同。

1991年2月14日,鄧小平和國傢主席楊尚昆(右二)向上海黨、政、軍負責人祝賀新年,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朱镕基陪同。

鄧小平點評朱镕基:隻能當一把手 不能當二把手

1990年4月,中央決定以浦東開發為龍頭,帶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發展。圖為如今的浦東建設新貌。

1991 年 2 月 6 日,朱镕基陪同鄧小平在上海考察。前排左二為鄧小平夫人卓琳,前排右二為鄧小平女兒鄧榕。

1991年2月6日,朱镕基陪同鄧小平在上海考察。前排左二為鄧小平夫人卓琳,前排右二為鄧小平女兒鄧榕。

【《環球人物》雜志記者 餘亦青】

2011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吳官正在讀完《朱镕基講話實錄》後,有過這樣一句評價:“偉大的鄧小平與偉大的江澤民選擇瞭偉大的朱镕基。”這句話是對鄧小平選人用人水平的一個精彩註釋。

《環球人物》雜志記者發現,鄧小平對朱镕基的考察,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從1988年到1994年,鄧小平每年都帶傢人到上海過春節,一共在上海過瞭7個春節。朱镕基接待過4次(1988年到1991年)。鄧小平在這4個春節裡,親眼看到上海的發展變化,親自聽到朱镕基對經濟改革的看法,也更深地瞭解瞭朱镕基。

鼓勵朱镕基“不用怕”

1990年1月20日,鄧小平離開北京前往上海。這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他的首次外出視察。大年初一的上午,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市長的朱镕基來給鄧小平拜年。兩人的話題很快落到瞭浦東的開發建設上。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深圳的經濟改革如火如荼,上海卻一直舉步不前。朱镕基等市委主要領導認為,上海目前的選擇隻有一個,就是搞深圳的經濟特區。但此前,由於種種原因,上海一直不敢跟中央提像深圳一樣搞改革開放。這一次,朱镕基也是委婉地跟鄧小平說,浦東開發建設的報告不理想,不敢報。鄧小平的回答是,應該趕快給中央報,“不用怕,報嘛”。

過完春節後,朱镕基再一次得到鄧小平的鼓勵:“我一貫主張膽子要放大,這十年以來,我就是一直在那裡鼓吹要開放,要膽子大一點,沒什麼可怕的,沒什麼瞭不起。因此,我是贊成你們浦東開發的。”鄧小平又說:“你們要多向江澤民同志吹風。”當時,江澤民已由上海市委書記升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朱镕基接棒成為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不過,也正因為這層關系,讓上海向中央要政策不太好意思,怕兄弟省份有意見。

鄧小平決定親自去做工作。1990年2月17日,他回到北京後,對政治局的領導說:“我已經退下來瞭,但還有一件事要說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東開發,你們要多關心。”“江澤民同志是從上海來的,他不好說話。我本來是不管事的,我現在要說話,上海要開放。”

當天下午,國務院總理李鵬就讓國務院副秘書長何椿霖給朱镕基打瞭電話,講瞭一些浦東改革開放要註意的問題,建議出一個書面報告。朱镕基回答說,上海的報告已經討論瞭兩三個月,總是不太滿意,要催的話,今天晚上他就加班弄好。

朱镕基果然當晚就改好瞭報告,第二天就送給何椿霖。此後,朱镕基向中央領導不斷遊說:“我們現在希望增強中央下決心的力量,批準我們這個報告。”他還代表上海保證,會為全局做貢獻,“讓上海真正在全國一盤棋中做出他應有的貢獻,我們有這個決心。”

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再次找到江澤民、李鵬等中央負責同志:“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題,拿出具體措施。機會要抓住,決定要及時。”“比如抓上海,就算一個大措施。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

一個月後,4月1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瞭浦東開發開放的決策。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出《關於開發和開放浦東問題的批復》。由此,上海煥發出新的活力。

“上海開發晚瞭,要努力幹啊!”

1990年到1991年,國際上發生瞭蘇東劇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出現瞭嚴重曲折;國內則剛剛發生瞭政治風波,加上經濟體制中一些深層次矛盾的暴露,中國的改革和發展遇到瞭一些困難。

在這個關鍵時候,鄧小平一語定軍心。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說道: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資本主義就沒有控制、就那麼自由?最惠國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不要怕冒一點風險。我們已經有瞭一種能力,承擔風險的能力。為什麼這次治理通貨膨脹能夠見效這麼快,而且市場沒有受多大影響,貨幣也沒有受多大影響?原因就是有這十一二年改革開放的基礎。改革開放越前進,我們承擔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

這次談話後一個月,1991年1月28日,鄧小平又去瞭上海。他一到就立即聽取朱镕基匯報,再次談到浦東的開發。鄧小平說:“那一年確定4個經濟特區,主要是從地理條件考慮的……沒有考慮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優勢。上海人聰明,素質好,如果當時就確定在上海也設經濟特區,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瞭,不隻是浦東的問題,是關系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不過,鄧小平用他一貫的自信和樂觀做瞭總結:這是件壞事,但也是好事,你們可以借鑒經驗,可以搞得好一點,後來居上。

1991年2月18日,農歷大年初四的上午,鄧小平興致勃勃地登上瞭新錦江大酒店41層的旋轉餐廳,一邊透過寬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區的面貌,一邊囑咐身旁的朱镕基:“我們說上海開發晚瞭,要努力幹啊!”朱镕基向鄧小平匯報瞭浦東開發開放中“金融先行”的一些打算和做法。鄧小平聽完後說:“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瞭,一著棋活,全盤皆活。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後也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後,但現在就要做起。”“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麼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試第一個就要準備失敗,失敗也不要緊。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這“三個一點”的期望大大鼓舞瞭朱镕基。朱镕基在全市幹部會議上傳達瞭鄧小平的講話精神。在談到未來上海的改革和發展時,朱镕基說,第一是開發開放浦東,第二就是要推進各項改革,並稱1991年是個“改革年”,還借用曹操的話說:“何以解憂,唯有改革。”為此,朱镕基被某些人暗喻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

上海市委承受住瞭這種壓力。1991年2月15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以社論的形式非正式地傳達瞭鄧小平的思想觀點,連續發表4篇“皇甫平”文章。在第四篇《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中,更是引用古人的話論述道:“有的同志兼資文武此全才,既能雄辯滔滔,又能沖鋒陷陣,那更是人才難得,求之不得。”時任《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副總編輯的周瑞金後來承認,這裡寫的就是朱镕基。

第二年,88歲的鄧小平不辭辛苦,發表瞭著名的南方談話,向全國明確提出“三個一點”,打破瞭姓“資”姓“社”套在人們頭腦中的枷鎖。因此,圍繞朱镕基產生的這場爭論及“皇甫平”系列文章被視為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先聲。

力排眾議扶“黑馬”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政治格局發生瞭很大變化。由上海調往北京的朱镕基被國內外媒體譽為中國政壇的“黑馬”,而“伯樂”正是鄧小平。1991年春節後,鄧小平就有瞭調朱镕基進京的打算。由於朱镕基獨立思考、敢於直言的性格,不見得所有人都喜歡,為此,鄧小平專門講過一句話:“朱镕基隻能當第一把手,不能當第二把手。” 1992年5月,鄧小平視察首都鋼鐵公司時說:“我不懂經濟,但是我能聽懂。我們選幹部,還要懂經濟。朱镕基就懂經濟。”

1992年10月19日,朱镕基在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上連跳幾級,由中央候補委員躍升為政治局常委,成為排在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之後的“第五號人物”。

當然,對於朱镕基進入政治局常委,黨內外是有一些不同意見和聲音的。有人寫信表示反對。有人說:“多考察,註重實績。”還有人說:“要多聽意見,上來瞭,再下去就被動。”

但是,鄧小平愛才用才的態度十分堅決而明確。他意味深長地講道:“我們黨現在和將來都需要一批黨性強、懂經濟、思想開放、富於創新、任勞任怨的領導幹部,這樣的同志現在還不多,朱镕基就是這樣一位同志。他從地方到中央作出瞭不少成績,黨和人民都見到的。一些同志應當把偏見收起來,一大批新的能獻身於黨的事業的好幹部就在眼前。”江澤民傳達瞭鄧小平的意見。在十四屆一中全會上,朱镕基順利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翌年3月,在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他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朱镕基在出任國務院副總理3個月後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那時,中國經濟出現瞭投資膨脹、貨幣發行量過大、物價猛漲、股票集資熱等金融秩序混亂的情況,在江澤民、李鵬的支持下,被稱為“救火隊長”的朱镕基果斷決策,加強宏觀調控,整頓金融秩序,為治理通脹、平抑物價奠定瞭基礎。朱镕基堅持不搞全面緊縮,隻對低水平重復建設和“泡沫經濟”的部分從嚴管理;而對交通、能源、農業及有利於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的部分積極扶持。這樣避免瞭大起大落,實現瞭經濟的“軟著陸”。此次經濟的宏觀調控,是中國宣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後首次的經濟戰役,這次勝利使朱镕基贏得瞭國內外的廣泛贊譽。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明確要求進行財稅體制改革。鄧小平和陳雲兩位元老贊成適當集權,增加中央財政的財力。江澤民也說,要適當地集權,因為中央財政太困難。為此,江澤民先後多次分片主持召開各省市自治區的書記、省長座談會,宣講政策,聽取意見,消除誤會。隨後,朱镕基帶領60多人的大隊人馬,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裡南征北戰,先後走瞭十幾個省,與地方官員面對面地掰著指頭算賬。分稅制改革是一次廣泛而深刻的經濟體制改革,從此中國的財稅體制進入瞭長期穩定的軌道。作為上世紀90年代中國宏觀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部分,它為市場經濟體系建設奠定瞭堅實基礎。

面對朱镕基通過一系列艱苦努力取得的成績,鄧小平欣慰地說:“朱镕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現,到中央工作後,思路廣,敢挑擔,敢碰硬,可以勝任。”評價他是一個“有觀點,有主張,有幹勁,有魄力又懂經濟的難得的幹才”。在鄧小平去世一年後,1998年,朱镕基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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