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委托店到典當行救急變應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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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急兼淘寶的委托店那時在委托商店經銷的商品中，最受顧客青睞的是當時被人們習慣稱之為“三大件”的自行車、手表、縫紉機，除此之外，照相機、皮衣、呢毛料、服裝鞋帽以及自行車輪胎、日用百貨、座鐘掛表等各種輕工產品也都是熱銷商品。 如果購買者識貨、懂行、運氣好，便可買到物美價廉的稱心貨。“1964年我剛參加工作，收入低，因此便經常在下班途中逛委托商店，搜尋需要的便宜商品。我傢的第一臺紅燈牌半導體，就是在東四北大街的委托商店花25元錢買到的。而我結婚時的三大件之一———一輛六成新的大“飛鴿牌”自行車，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在北新橋的自行車委托商店隻花瞭70元錢買到手的。”傢住燈市東口的王先生回憶起當年逛委托店淘寶的舊事來，不禁眉飛色舞。“那時候逛委托店就如同現如今逛潘傢園舊貨市場，每逢星期天和節假日，城裡的委托商店大都門庭若市，有些人即使不購物，也樂意走進店內逛一圈一飽眼福。” 那時，北京內城的商業十分繁華，因此，城四區的委托商店也特別多。僅東四、西四、北新橋、鼓樓、前門一帶就有等大大小小的一二十傢店鋪。其次，在東風市場、百貨大樓、人民市場、西單商場周邊也遍佈著各類委托商店。其中，北新橋和西四兩傢專營自行車業務的委托店規模最大、最有知名度。不僅是整車銷售，附帶有自行車零配件供應。因此，甚至在店外便道上形成瞭一個小規模的自行車“黑市”，委賣的車主往往是先進店詢價，然後再尋求場外交易賣個高價，但買賣雙方成交後還是要進店補個手續。 委托商店在當時屬於必須在公安局備案的特殊行業，對一些被懷疑為來路不明的物品不僅不能銷售，店方還要及時與公安機關聯系，嚴防委托店成為盜賊銷贓的場所。陳先生在1980年利用去香港公幹的機會買回瞭令人羨慕的新三大件———彩電、冰箱、單放機。那時候傢裡住房不寬裕，實在是一傢難容“二機”，陳先生決定把傢裡那臺8成新的9寸昆侖電視送到委托店出手。誰知電視機的原始發票怎麼也找不到瞭，陳先生抱著碰碰運氣的心理用自行車把舊電視運到瞭委托店，而驗貨員聽說沒有發票後便告知：可以委托，但必須有原銷售單位開具的發票底聯證明和單位開具的證明信才能辦理。無奈之下陳先生費盡周折辦妥瞭被要求出具的證明後，委托店才為他辦妥瞭委托寄賣的手續。由此可見，那時的委托店守法經營、一切按制度辦事的良好規則意識並非人浮於事。 為民服務成己任的典當行 “時代變瞭，以前大傢印象裡的典當行外掛著大大的黃色大牌子，上面一個大大的“當”字，充滿瞭剝削味道，以前都是小窗口，高櫃臺。我要改變這種觀念，典當行也是為人民服務的，服務要熱情誠信。”現如今已是八十高齡的閆克溫老爺子是北京市第一傢典當行———金保典當行的創始人，董事長，說起當年創辦起京城第一傢典當行的經歷，閆老感慨良多。閆老20歲起就在銀行從事金融工作，1992年退休時準備創立一傢典當行，當時註冊公司的名字是“金保綜合服務總社”，但“綜合服務總社”不能從事典當工作。90年代初，一些偏遠地區出現瞭小規模的典當行，但是在首都還沒有。這時正好是鄧小平南巡講話，閆老抓住這個機會，終於開辦典當行的申請批瞭下來，11月20日，經過瞭近一年的報批，金保典當行開始試營業。那一天，好多國內外記者都來瞭，他們對京城第一傢典當行很好奇，有的還拿出自己的相機、手表請典當行的評估師作價，感受典當過程。閆老記得第一個來典當的貨品是一大塊狐貍皮子。 典當行是個特種經營行業，高風險高利潤，典當物件一個月的匯率是百分之三點多，一年的匯率就是百分之三十多，所以說“救急不救窮”，如果點當瞭一個戒指，放一年沒贖回去，也就沒法贖回去瞭。稅也非常高，以前所得稅是33%，營業稅是8%。現在這兩項稅都降瞭一些，分別是25%和5%，也不低。現在北京有100多傢典當行，競爭很激烈，我們給老顧客的匯率也有所下調。舉例來說，以前典當房產轎車，一個月的匯率是百分之三點多，現在可以優惠到百分之二點多。西單這個地方位置好，我還想開展多種經營，例如珠寶展示、加工銷售等。 起初，拿來典當的一般都是衣服、鞋帽，當時都是大卡車往庫房裡運。這些年，來典當的都是高檔手表珠寶、汽車、房產。典當行業的發展也是改革開放這些年來的縮影。閆老如是說。 |
2014年6月22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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